中国历史上储粮备荒的仓储制度，以常平仓、义仓及社仓为骨干，自汉代首创常平仓，继之在隋代出现义仓，至南宋朱熹创设社仓而三仓趋于完备，沿用至清代仍不衰。南宋时期三仓并存，同有预防及救助灾荒的作用，三者之中，常平仓和义仓均设于城邑，所发挥的功用往往只及城市之民，而社仓设于乡村，泽惠遍及众多的农家，功效所及范围远较常平仓和义仓为广，对于农村中贫富之间经济上的冲突发挥平衡的作用，有益于农村社会的稳定。

社仓的背景和渊源

　　社仓是朱熹所创的一种社会互助制度，由地方政府或乡里富家提供粮谷，设置贷本，以低利借贷给农民作农业资本或生活费用。这种制度之所以产生，以及产生之后能够推广，是社会现实和儒家理想交互作用的结果。农村中贫富不均及两者之间冲突的问题，自古以来即已存在，而南宋时期，由于人口迅速增加，农家平均所能拥有的耕地数量减少，加以商业日渐繁盛，农家生产被动地卷入市场经济中，遭受粮价季节性波动的影响，使得问题更易趋向尖锐。占南宋农村户口绝大部分的自耕农及佃农，终年竭力耕作，却往往入不敷出，必须依赖借贷来维持生活或从事生产。然而若干富家借贷利率高企，农民利息负担沉重，债务常无法偿清，陷入长期负债或典卖田产的困境。若是遭逢水旱天灾，更有农民弱者贩鬻妻儿，甚至流离饿死，而强悍者则聚众起而劫粮，造成农村社会的不安。

　　据朱熹弟子黄幹追述社仓创设的由来，是由于建宁府之地，每逢灾荒，“大家必闭仓以俟高价，小民亦群起杀人以取其禾，……苟或负固难擒，必且啸聚为变”。可知，朱熹创设社仓的动机 ，实导因于亲身体验到农村粮食问题所造成的社会不安，而设法予以事先消弭。

　　背景的另一面则是理学家的社会理想。朱熹以理学宗师的身份，创设社仓，而得士大夫的风从响应，实不仅植根于对现实问题的考虑，而是有一种社会理想在背后作推动的力量。理学家社会理想，导源自仁，仁是孔子的中心思想，也是宋代理学家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。受北宋理学之影响，朱熹也极推崇张载《西铭》一文，可知《西铭》所描绘的人人各遂其所生的社会蓝图，已成为理学家共有的理想。从理学家对仁的阐释来观察当时的农村社会，自然应该对众多困苦的农家施以扶助，使这些遭逢不幸的人们也能畅遂所生。社仓的创设，就是理学家对仁的实践。

　　社仓虽然创自朱熹，但是并非一全新制度，其渊源远可追溯至隋代的义仓，近则取法于北宋王安石新法中的青苗法，朱熹针对现实问题而将旧有制度加以变化，使社仓具有了新的意义。隋代的义仓，又称为社仓，南宋社仓的名称，实渊源于此。按隋代地方有社制，仿效先秦，以二十五家为一社，为共同祭祀的单位。隋代义仓初设置时，是当社立仓，劝课百姓及军人，在收成之时随所得多寡捐献粟麦，储于仓中，遇歉收或饥馑时用以赈给。可知，义仓最初设于乡里，粮谷出自富家自愿捐献而非强制随赋税缴纳，其形态和后世朱熹所创社仓相近。但不久之后，义仓形态发生很大的改变，不当社置仓而移设于州县，粮谷不出自劝课而强制随赋税缴纳。形态改变后的义仓，才是后世义仓的起源。此后义仓之制经唐代沿用至宋代，虽然仍设于州县，但士大夫往往能认识其本义，而请于乡村置仓；作为地方基层组织的社制在宋代虽已不存，但因社自古以来又有乡之意，宋人用语也以村社连称，因而社仓之名相沿不改。

　　南宋的社仓虽然可以渊源于隋代的义仓，但是其经营方式却和义仓不同。义仓粮谷用于荒年赈给饥民，社仓则是常年贷放收息，这种经营方式取法自北宋王安石的青苗法。

创设与推广

　　社仓之制，一般认为创自朱熹，实际在朱熹之前，魏掞之已有类似做法。在建宁府建阳县长滩铺设仓，以谷贷民，但是遇歉收发廪，不收息。魏掞之尝师事胡宪，与朱熹为同门。魏掞之设仓事在绍兴二十年（1150），其动机与朱熹相同，是由农村粮食问题所造成的社会不安所引起的，而农民既得社仓所贷粮谷，社会也恢复稳定。

　　朱熹于乾道五年在建宁府崇安县设社仓，“其规模大略仿元履（即魏掞之），独岁贷收息为小异”。创设的源起，导因于乾道四年建宁府发生灾荒，而浦城县又起盗乱，崇安县开耀乡人情为之震动，朱熹正乡居于此，于是与乡人左朝奉郎刘如愚共同请求府中拨常平米六百石，赈济乡民，乡里因此而恢复安宁。这年冬天，乡民归还谷米，官府准予置乡中，以备凶荒之需。自次年起，每年夏天即贷放，收息二分，谷米原本分储于民家，至乾道七年（1171），才依古社仓法，建仓储存。

　　社仓的贷本，即出于乾道四年（1168）官府拨下的常平米，而朱熹不依官府原意，用之于歉收时赈济，改为常年贷放收息，其用意即在抑制农村中的高利贷，使农民在平时也能够改善生活。南宋农村中的利率，苛刻者固然取倍称之息，即令一般认为合理的利率，也在三分至五分之间，因此二分之息已经很低。社仓虽然建造于乾道七年，但是自乾道五年以后，已有贷放之实。此后历年贷放，至淳熙八年（1181），经营十分成功，所收息米，除用于建仓之外，并将原来拨自府中的六百石米归还，十余年间，已累积息米三千一百石，因此朱熹便将贷放的方式加以改变，此后贷放不再收二分之息，每一石米只收耗米三升，耗米约原米的三十三分之一，对农民来说，负担很轻。朱熹之所以作这样的改变，据其自述，是受当年与魏掞之相互讨论的影响。这一转变，显示社仓的贷本虽然最初由官府资助，但是当息米累积到相当数量之后，就以息米作贷本，而将原来的贷本归还官府。这些息米，原为借贷的农民所纳，可以视为农民自己的储蓄，也就是透过社仓来协助农民储蓄，以解决农民本身的困难。自社仓创设后，“一乡四五十里之间，虽遇凶年，人不阙食”，而“米价不知腾跃，富家无所牟利，故无闭籴之家，小民不至乏食，故无劫禾之患，二十余年，里闾安帖，无复他变，盖所以阴消而潜弥之者，皆社仓之力也” （《朱文公文集》）。可见，社仓显然具有稳定农村社会之功效。

　　社仓由崇安一地推广之南宋全境，也得力于朱熹本人的推动。崇安社仓创设之后，十余年间，各地的仓储制度仍然没有改善。常平仓、义仓依旧设于城邑，其惠泽甚难遍及乡里农家。直至淳熙八年，适逢浙东发生大饥荒，宰相王淮即当年的建宁府知府，推荐朱熹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，负责救荒，朱熹入京上奏，详述崇安社仓行之有效的经验，请求推广于各地，作为防备灾荒的久远之计。朱熹的上奏，在朝廷上引起争论，但最终朝廷接受户部的意见，按照朱熹的意见，诏行社仓于各郡，只是诏令中强调“任从民便”，“州县并不须干预抑勒”。于是社仓的设置不再限于建宁一地，开始向全国推行。

发展与演变

　　朱熹以崇安社仓的经验而推广社仓于全国，于是以后社仓的设立，常以崇安社仓为蓝本，以米谷作贷本，由乡居士人主持管理，采取岁贷收息的方式，透过社仓协助农民储蓄。但是也有许多社仓，由于配合社会的需要、适应特殊的环境或解决现实的难题，不完全本于崇安社仓模式，而发展出各种不同的经营形态，在组织上也有改变，使得南宋的社仓具有多样性，能从各种不同的方向来发挥功效，正符合朱熹奏疏中“更许随宜立约”之意。发展和演变的方向，有以下几种：第一、以田产作社仓的贷本，藉田租的收入取代利息；第二、平籴式社仓的发展。平籴式社仓取法于常平仓的经营方式，与崇安社仓的形态截然不同。首先提议设立平籴式社仓的，是陆九渊。陆九渊认为，贷放式社仓必须在丰年常熟的环境中才能维持长久，否则如遇歉岁，不免有散无敛，因而妨碍正常的贷放，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发生，应该兼置平籴一仓，在丰收时籴米入仓，而将所籴之米谷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在常年缺粮季节籴予农民，另一部分则留待歉岁之用，也就是以平籴的方式，直接打击富家的操纵粮价。第三、社仓和举子仓、义役两种社仓互助组织相结合。

结语

　　南宋社仓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，吸收其他制度的长处，和其他组织相结合，而没有完全丧失其本身民间组织的性质，即使政府对社仓的控制加强，却始终没有因此而取代民间组织。南宋社仓所以能继续发展，保持其扶助农民的功能，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。否则如果全成为政府组织，则不免会由于行政上的方便和财政上的融通，而使仓储移置于郡邑，不复用之于农民。而社仓的民间组织性质之所以能维持不坠，就其本身组成而论，实系于负责主持管理的乡居士人。这些士人，以家乡为根基，出则仕宦，退则居乡，由于生活在乡里，加之受儒学之熏陶，自必关心其间的一切，于是以他们的学识能力，在家乡主持各项事业，造福乡里。由于民间有这一类士人的存在，所以社仓才不必完全依赖政府的管理。儒家思想便是在这种社会结构中，转化成为社仓这种制度，而发挥其稳定社会的力量。

　　摘编文献：

　　梁庚尧著《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》，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，1997年。